重读《史学要论》

《史学要论》是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概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在这部著作中，李大钊对历史和历史记录的区分，对历史学科学性质的论定和历史科学体系的构建，不但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在史学理论方面，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三十年代是中国学术由旧向新进一步转化的时代。各家学说纷纷登场，“大有处士横议百家争鸣之概”（何炳松：《通史新义·自序》）。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所论述的历史学的基本问题是各种历史观都不可回避的问题，而且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及争论中，李大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形成了对史学理论的系统认识。如客观的历史和记述的历史在传统史学里一直没有自觉的理论意义上的区分，就是在梁启超的史学理论中，二者也经常混用。李大钊明确地说，历史不是陈编，不是故纸，它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这一论断，把历史和历史记录区分开来，不仅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史料即历史”的主张，而且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李大钊于《史学要论》中虽然承认历史认识的真理性是相对的，历史需要不断地解喻，但他又认为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是不断进步的，“改作的历史，比以前的必较近真。”与李大钊同时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史学理论的何炳松认为，史学是研究人事现象的，人类的心理有很不定的要素存在，其理法不易寻测。所以他说历史是多元的。对于史学能否成为一种科学，终是怀疑。李大钊说：“此等论难，亦未尝无几分真理”，但是，“世界一切现象，无能逃于理法的支配者”，人事界的现象也不例外。史学与其他科学的不同，是程度上的不同，不是性质上的不同。

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李大钊重新构建了历史学的系统。他说，史学一是要揭示和描绘历史的发展过程，二是“于全般的历史事实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由于这样两个任务，史学可分为两部分，即记述的历史和历史理论。他详细地论述了历史理论的研究内容，指出历史理论是历史学成为科学的关键。李大钊构建的史学体系，描绘了历史科学的框架，提出了历史科学的法则，从理论上指明了史学走向科学的途径，在今天依然不失其指导意义。

李大钊的史学理论，在当时就引起世人的瞩目。商务印书馆在1924年、1926年两次出版《史学要论》。刘静白评价说：“李守常到底是新一世纪底人，而且又受过进步思想底熏陶，所以在各方面都表现出优越性来。”

史学有什么作用？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非常清楚的。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专辟一目“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用他那感情奔放的笔，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回答。

首先，李大钊认为，“凡是一种学问，或是一种知识，必于人生有用，才是真的学问，真的知识；否则不能说他是学问或是知识。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生活及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自然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他从学术的一般价值上，肯定了史学与社会、与人生的密切关系。

其次，李大钊认为现代史学于人生态度有极大的影响。第一，史学能陶冶人们科学的态度。所谓科学的态度，一是尊疑，一是重据。以这种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这种态度作事，则功业可就。“这种科学的态度，造成我们脚踏实地的人生观”。第二，现代史学能够使人们有一种“乐天努进的人生观”。现代史学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前进的”。人们在这个进步的世界中，“既不应该悲观，也不应该拜古”，而“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第三，现代史学能够引导人们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力量。与旧历史观认为历史是神造的，是天命的不同，新的历史观揭示了过去的历史，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亦还是如此。这种历史的研究，引出来“舜人亦人感奋兴起的情绪”。

有人认为，史学使人愚腐、使人保守。李大钊则说：“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的大观的征兆。这种智力的老成，并于奋勇冒险的精神，不但未有以消阻，而且反有以增进。”他认为，“立在过去的世界上，寻出来的新世界，是真的，实的，脚踏实地可以达到的”。他把历史比作“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登之愈高，无限的未来世界，才能看得愈加清楚。